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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日孚问：“居敬、穷理是两事，先生以为一事，何如？” 先生曰：“天地间只有此一事，安有两事？若论万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何止两！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穷理是如何？” 曰：“居敬是存养工夫，穷理是穷事物之理。” 曰：“存养个甚？” 曰：“是存养此心之天理。” 曰：“如此，亦只是穷理矣。” 曰：“且道如何穷事物之理？” 曰：“如事亲便要穷孝之理，事君便要穷忠之理。” 曰：“忠与孝之理在君、亲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穷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 曰：“只是主一。” “如何是主一？” 曰：“如读书便一心在读书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 曰：“如此则饮酒便一心在饮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 日孚请问。 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惟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穷理。就穷理专一处说，便谓之居敬；就居敬精密处说，便谓之穷理。却不是居敬了别有个心穷理，穷理时别有个心居敬；名虽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即是无事时义，义即是有事时敬，两句合说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须言义；孟子言‘集义’，即不须言敬。会得时，横说竖说，工夫总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识本领，即支离决裂，工夫都无下落。” 问：“穷理何以即是尽性？” 曰：“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穷仁之理真要仁极仁，穷义之理真要义极义，仁、义只是吾性，故穷理即是尽性，如孟子说充其恻隐之心至仁不可胜用，这便是穷理工夫。” 日孚曰：“先儒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 先生曰：“夫我则不暇。公且先去理会自己性情，须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 日孚悚然有悟。
黄诚甫问：“先儒以孔子告颜渊为邦之问，是立万世常行之道，如何？” 先生曰：“颜子具体圣人，其于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备，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为上说。此等处亦不可忽略，须要是如此方尽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领是当了，便于防范上疏阔，须是‘放郑声，远佞人’。盖颜子是个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节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处帮补说。若在他人，须告以‘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及‘诚身’许多工夫，方始做得，这个方是万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时，乘了殷辂，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后人但见颜子是孔门第一人，又问个为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侃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曰：“初学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于工夫上又发病。”
士德问曰：“‘格物’之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见得；文公聪明绝世，于此反有未审，何也？” 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文公早岁便着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误’，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