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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朝散大夫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休撰。正议大夫守右散骑常侍充集贤殿学士兼判院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柳公权书并篆额。） 玄秘塔者，大法师端甫灵骨之所归也。 於戏！为丈夫者，在家则张仁义礼乐，辅天子以扶世导俗；出家则运慈悲定慧，佐如来以阐教利生。舍此无以为丈夫也。背此无以为达道也。和尚，其出家之雄乎！ 天水赵氏世为秦人，初母张夫人梦梵僧谓曰：当生贵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诞，所梦僧白昼入其室。摩其顶曰：必当大弘教法。言讫而灭。既成人，高颡广目，大颐方口，长六尺五寸，其音如钟。夫将欲荷如来之菩提，凿生灵之耳目，固必有殊相奇表欤？殆十岁，依崇福寺道悟禅师为沙弥。十七，正度为比丘，隶安国寺。具威仪于西明照律师，禀持犯于崇福寺升律师，传涅槃唯识大义于安国寺素法师。复梦梵僧告曰：三藏大教尽贮汝腹矣。自是经律论无敌于天下。囊括川注，逢原委会，滔滔然莫能知其畔岸矣。夫将欲伐株杌于情田，雨甘露于法种者，固必有勇智宏辨欤？无何谒文殊于清凉，众圣皆现；演大经于太原，倾都毕会。德宗皇帝闻其名征之，一见大悦。常出入禁中与儒道论议。赐紫方袍。岁时锡施，异于他等。复诏侍皇太子于东朝。顺宗皇帝深仰其风。亲之若昆弟。相与卧起。恩礼特隆。宪宗皇帝数幸其寺。待之若宾友。常承顾问。注纳偏厚。而和尚符彩超迈，词理响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虽造次应对，未尝不以阐扬为务。由是，天子益知佛为大圣人，其教有大不可思议事。当是时朝廷方削平区夏，缚吴干蜀，潴蔡荡郓，而天子端拱无事。诏和尚率缁属迎真骨于灵山，开法场于秘殿。为人请福，亲奉香火。既而刑不残兵不黩，赤子无愁声，江海无惊浪。盖参用真乘以毗大政之明效也。夫将欲显大不思议之道，辅大有为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欤？掌内殿法仪，录左街僧事，以标表清众者十一年。讲涅槃唯议经论，位处当仁传授宗乘以开诱道俗，凡一百六十座。运三密于瑜伽，契无生于悉地。日持诸部十馀万遍。指净土为息肩之地，严金经为报法之恩。前后供施数十百万，悉以崇饰殿宇，穷极雕绘。而方丈匡床静虑自得。贵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侠工贾莫不瞻向。荐金玉以致诚，仰端严而礼足，日有千数，不可殚书。而和尚即众生以观佛，离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无丘陵，王公舆台，皆以诚接。议者以谓成就常不轻行者，唯和尚而已。夫将欲驾横海之大航，拯群迷于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欤？以开成元年六月一日，向西右胁而灭。当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异香弥郁。其年七月六日迁于长乐之南原，遗命茶毗，得舍利三百馀粒。方炽而神光月皎，既烬而灵骨珠圆。赐谥大达，塔曰玄秘。俗寿六十七，僧腊卌八。门弟子比丘比丘尼约千馀辈，或讲论玄言，或纪纲大寺。修禅秉律，分作人师五十。其徒皆为达者。於戏！和尚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袭弟子自约、义正、正言等，克荷先业，虔守遗风。大惧徽猷有时堙没，而閤门刘公，法缘最深，道契弥固，亦以为请，愿播清尘。休尝游其藩，备其事，随喜赞叹，盖无愧辞。 铭曰： 贤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灵，出经破尘。 教纲高张，孰辩孰分？有大法师，如从亲闻。 经律论藏，戒定慧学。深浅同源，先后相觉。 异宗偏义，孰正孰驳？有大法师，为作霜雹。 趣真则滞，涉俗则流。象狂猿轻，钩槛莫收。 柅制刀断，尚生疮疣。有大法师，绝念而游。 巨唐启运，大雄垂教。千载冥符，三乘迭耀。 宠重恩顾，显阐赞导。有大法师，逢时感召。 空门正辟，法宇方开。峥嵘栋梁，一旦而摧。 水月镜像，无心去来。徒令后学，瞻仰徘徊。 （会昌元年十二月廿八日建，刻玉册官邵建和并弟建初镌。）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回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青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常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今卫尉少卿赵崇祚，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序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时大蜀广政三年夏四月日序。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缺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在恢博，文辞之记，繁富为多。 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止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纷扰，古今是同。 案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录。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人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放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亦犹《舜典》列《元首子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 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 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识，爰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 孟坚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其事迹尤异者，则分入它部。故博陆、去病昆弟非复一篇，外戚、元后妇姑分为二录。至于元王受封于楚，至孙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载甚寡，而能独载一卷者，实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汉始，地启列藩；向居刘末，职才卿士。昭穆既疏，家国又别。适使分楚王子孙于高、惠之世，与荆、代并编；析刘向父子于元、成之间，与王、京共列。方于诸传，不亦类乎？ 又自古王室虽微，天命未改，故台名逃责，尚曰周王；君未系颈，且云秦国。 况神玺在握，火德犹存，而居摄建年，不编《平纪》之末；孺子主祭，咸书《莽传》之中。遂令汉余数岁，湮没无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诬？ 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僖，位先不窟。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 盖逐兔争捷，瞻乌靡定，群雄僣盗，为我驱除。是以史传所分，真伪有别，陈胜、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鹏鷃一也，何大小之异哉？ 《春秋》嗣子谅暗，未逾年而废者，既不成君，故不别加篇目。是以鲁公十二，恶、视不预其流。及秦之子婴，汉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记，附孝昭而获闻。而吴均《齐春秋》乃以郁林为纪，事不师古，何滋章之甚欤！ 观梁、唐二朝，撰《齐》、《隋》两史，东昏犹在，而遽列和年；炀帝未终，而已编《恭纪》。原其意旨，岂不以和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兴，显义宁而隐大业。苟欲取悦当代，遂乃轻侮前朝。行之一时，庶叶权道；播之千载，宁为格言！ 寻夫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旧史以表志之帙，介于纪传之间，降及蔚宗，肇加厘革，沈、魏继作，相与因循。既而子显《齐书》、颖达《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盖择善而行，何有远近；闻义不徙，是吾忧也。 若乃先黄、老而后《六经》，后外戚而先夷狄；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荀彧同编，《孙弘传赞》，宜居《武》、《宣》纪末；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终。如斯舛谬，不可胜纪。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复一一而详之。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 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即其证也。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马迁《史记》西伯以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何贬薨而书卒也？ 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撰周书者，不呼其王曰周王。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肇自班《书》，首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语同一理。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斯必不然。《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夫班之习焉，其非既如彼；谧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何法盛《中兴书·刘隗录》称其议狱事具《刑法说》，依检志内，了无其说。 既而臧氏《晋书》、梁朝《通史》，于大连之传，并有斯言，志亦无文，传仍虚述。此又不精之咎，同于玄晏也。 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尤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传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求诸往例，所未闻也。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僣盗。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詧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夫王室将崩，霸图云构，必有忠臣义士，捐生殉节。若乃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迥，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刊齐史，颜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嗟乎！历观自古，此类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岂直葛龚而已！何事于斯，独致解颐之诮也。凡为史者，苟能识事详审，措辞精密，举一隅以三隅反，告诸往而知诸来，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