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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患者久矣。 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辄求其本意，略而论之。何者？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阙如。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 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 及汉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会计之吏，岁奏于阙廷；輶轩之使，月驰于郡国。作者居府于京兆，征事于四方，用使夷夏必闻，远近无隔。故汉氏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也。 降及东京，作者弥众。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代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此中兴之史，所以又广于《前汉》也。 夫英贤所出，何国而无？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是以谢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于三吴；陈寿偏委蜀中，巴、梁语详于二国。如宋、齐受命，梁、陈握纪，或地比《禹贡》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适使作者采访易洽，巨细无遗，耆旧可询，隐讳咸露。此小国之史，所以不减于大邦也。 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且必谓丘明为省也，若介葛辨犠于牛鸣，叔孙志梦于天压，楚人教晋以拔旆，城者讴华以弃甲。此而毕书，岂得谓之省邪？且必谓《汉书》为烦也，若武帝乞浆于柏父，陈平献计于天山，长沙戏舞以请地，杨仆怙宠而移关。此而不录，岂得谓之烦邪？由斯而言，则史之烦省不中，从可知矣。 又古今有殊，浇淳不等。帝尧则天称大，《书》惟一篇；周武观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犠止画八卦，文王加以《系辞》。俱为大圣，行事若一，其丰俭不类，悬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黄帝交战阪泉，施于春秋，则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穷篡夏，少康中兴，施于两汉，则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灭，句践霸世，施于东晋，则桓玄、宋祖之事也。张仪、马错为秦开蜀，施于三国，则邓艾、锺会之事也。而往之所载，其简如彼；后之所书，其审如此。若使同后来于往世，限一概以成书，将恐学者必诟其疏遗，尤其率略者矣。而议者苟嗤沈、萧之所记，事倍于孙、习；华、谢之所编，语烦于班、马，不亦谬乎！故曰：“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缺书，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其斯之谓也。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 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俣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干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备陈其事，编之于后。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则有司过之史。”《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也。”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 至于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誉高周、楚，晋则伯黡司籍，鲁则丘明受经，此并历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战国，史氏无废。盖赵鞅，晋之一大夫尔，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田文，齐之一公子尔，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至若秦、赵二主渑池交会，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则《春秋》“君举必书”之义也。 然则官虽无缺，而书尚有遗，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案《吕氏春秋》曰：“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挚见纣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亦以其法归周。”又《春秋》晋、齐太史书赵、崔之弑；郑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太史书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诸史之任，太史其最优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章》。此则自夏迄秦，斯职无改者矣。 汉兴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叙事如《春秋》。及谈卒，子迁嗣。迁卒，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故张衡、单扬、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侯而已。 当王莽代汉，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事，侍傍记迹言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此其义也。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斯则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著作，竟无他称。 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晋元康初，又职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已来，以“佐”名施于“作”下。 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 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晳，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之徐爰、苏宝生，梁之沈约、裴子野，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而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若刘陟、谢昊、顾野王、许善心之类是也。 至若偏隅僣国，夷狄伪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案《蜀志》称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又郤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斯则典校无缺，属辞有所矣。 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别有《曲笔》篇，言之详矣吴归命侯时，有左右二国史之职，薛莹为其左，华覈为其右。又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以斯考察，则其班秩可知。 伪汉嘉平初，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蜀李与西凉朝记事，委之门下。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自馀伪主，多置著作宫，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 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故如崔浩、高闾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号。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不过一二而已。普泰以来，三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 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凡经二十余年，其事缺而不载。斯盖犹秉夷礼，有互乡之风者焉。 高齐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国史自领，则近循魏代，远效江南，参杂其间，变通而已。 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谥虽易，而班秩不殊。 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独步关右，王劭、魏澹展效于开皇之朝，诸葛颖、刘炫宣功于大业之世，亦各一时也。 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 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缺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由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虚设。凡有笔削，毕归馀官。 始自武德，迄乎长寿，其间若李仁实以直辞见惮，敬播以叙事推工，许敬宗之矫妄，牛凤及之狂惑，此其善恶尤著者也。 又按《晋令》，著作郎掌起居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馀宫兼掌。 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闲于述注者修之，纳言兼领其事。炀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员，职隶中书省，如庾自直、崔祖浚、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职，时谓得人。 皇家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人，职与舍人同。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 龙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从国初之号焉。高祖、太宗时，有令狐德棻、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高宗、则天时，有李安期、顾胤、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斯并当时得名，朝廷所属者也。 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之以成功。今为载笑之别曹，立言贰职。故略述其事，附于斯篇。 又按《诗·邶风·静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也。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内之与外，其任皆同。故晋献惑乱，骊姬夜泣，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宴游，蔡姬对以其愿，王顾谓史：“书之，蔡姬许从孤死矣。”夫宴私而有书事之册，盖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 至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宫中，求其职司，未闻位号。隋世王劭上疏，请依古法，复置女史之班，具录内仪，付于外省。文帝不许，遂不施行。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传》。汉、魏之陆贾、鱼豢，晋、宋之张璠、范晔，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若斯人者，有异于是，故不复详而录之。 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 观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详不可得而闻也。至于汉、魏已降，则可得而言。然多窃虚号，有声无实。按刘、曹二史，皆当代所撰，能成其事者，盖唯刘珍、蔡邕、王沈、鱼豢之徒耳。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且叔师研寻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沈湎曲蘖，酒徒之狂者也。斯岂能错综时事，裁成国典乎？ 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效欤。
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 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 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郝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扬榷，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入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然自《淮南》已后，作者无绝。必商榷而言，则其流又众。盖仲尼既殁，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多谬。 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劭《风俗通》生焉。五常异，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夫开国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处，虽贤愚壤隔，善恶区分，苟时无品藻，则理难铨综，故陆景《典语》生焉。 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懘不芥者矣。 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 昔梁征士刘孝标作《叙传》，其自比于冯敬通者有三。而予辄不自揆，亦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焉。何者？扬雄尝好雕虫小技，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扬雄草《玄》，累年不就，当时闻者，莫不哂其徒劳。余撰《史通》，亦屡移寒暑。悠悠尘俗，共以为愚。其似二也。扬雄撰《法言》，时人竞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训之。余著《史通》，见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释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扬雄少为范踆、刘歆所重，及闻其撰《太玄经》，则嘲以恐盖酱瓿。然刘、范之重雄者，盖贵其文彩若《长扬》、《羽猎》之流耳。如《太玄》深奥，理难探赜。既绝窥逾，故加讥诮。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迹类先贤。是用铭之于心，持以自慰。 抑犹有遗恨，惧不似扬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经》始成，虽为当时所贱，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其书必传。其后张衡、陆绩果以为绝伦参圣。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嗟乎！傥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
夫人识有不烛，神有不明，则真伪莫分，邪正靡别。昔人有以发绕炙误其国君者，有置毒于胙诬其太子者。夫发经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经时，无复杀害。而行之者伪成其事，受之者信以为然。故使见咎一时，取怨千载。夫史传叙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难凭，欺诬可见。如古来学者，莫觉其非，盖往往有焉。今聊举一二，加以驳难，列之于左。 《史记》本纪曰：瞽叟使舜穿井，为匿空旁出。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瞽叟、象喜，以舜为己死。象乃止舜宫。 难曰：夫杳冥不测，变化无恒，兵革所不能伤，网罗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质为羊，刘根窜形入壁是也。时无可移，祸有必至，虽大圣所不能免，若姬伯拘于羑里，孔父阨于陈、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谓彼幻化，是为圣人。岂知圣人智周万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与夫方内之士，有何异哉！如《史记》云重华入于井中，匿空而去，此则其意以舜是左慈、刘根之类，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识事如斯，难以语夫圣道矣。且案太史公云：黄帝、尧、舜轶事，时时见于他说。余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若如向之所述，岂可谓之雅邪？ 又《史记·滑稽传》：孙叔敖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优孟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象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为寿，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欲以为相。 难曰：盖语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窊隆异等，修短殊姿，皆禀之自然，得诸造化。非由仿效，俾有迁革。如优孟之象孙叔敖也，衣冠谈说，容或乱真，眉目口鼻，如何取类？而楚王与其左右曾无疑惑者邪？昔陈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谍从缢，六日而苏。顾使竹帛显书，古今称怪。况叔敖之殁，时日已久，楚王必谓其复生也，先当诘其枯骸再肉所由，阖棺重开所以。岂有片言不接，一见无疑，遽欲加以宠荣，复其禄位！此乃类中行事，岂人伦所为者哉！ 又《史记·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 难曰：夫人既从物故，然后加以易名。田常见存，而遽呼以谥，此之不实，明然可知。又案《左氏传》，石碏曰：“陈恒公方有宠于王。”《论语》，陈司败问孔子：“昭公知礼乎？”《史记》，家令说太上皇曰：“高祖虽子，人主也。”诸如此说，其例皆同。然而事由过误，易为笔削。若《田氏世家》之论成子也，乃结以韵语，纂成歌词，欲加刊正，无可厘革。故独举其失，以为标冠云。 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殁，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长无子，母为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应。弟子起曰：“有子避，此非子之坐也！” 难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参鲁，宰言游学，师、商可方，回、赐非类。此并圣人品藻，优劣已详，门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隶于四科，誉无偕于十哲。逮尼父既殁，方取为师。以不答所问，始令避坐。同称达者，何见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犹使丧明致罚，投杖谢愆。何肯公然自欺，诈相策奉？此乃儿童相戏，非复长老所为。观孟轲著书，首陈此说；马迁裁史，仍习其言。得自委巷，曾无先觉，悲夫！ 又《史记》、《汉书》皆曰：上自洛阳南官，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亲爱，所诛皆平生仇忌。此属畏诛，故相聚谋反尔。”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谁最甚者？”上曰：“雍齿。”留侯曰：“今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齿为侯。 难曰：夫公家之事，知无不为，见无礼于君，如鹰鹯之逐鸟雀。案子房之少也，倾家结客，为韩报仇。此则忠义素彰，名节甚著。其事汉也，何为属群小聚谋，将犯其君，遂默然杜口，俟问方对？倘若高祖不问，竟欲无言者邪？且将而必诛，罪在不测。如诸将屯聚，图为祸乱，密言台上，犹惧觉知；群议沙中，何无避忌？为国之道，必不如斯。然则张良虑反侧不安，雍齿以嫌疑受爵，盖当时实有其事也。如复道之望、坐而语，是说者敷演，妄溢其端耳。 又《东观汉记》曰：赤眉降后，积甲与熊耳山齐云云。 难曰：案盆子既亡，弃甲诚众。必与山比峻，则未之有也。昔《武成》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国曰：盖言之甚也。“如积甲与熊耳山齐”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欤？ 又《东观汉记》曰：郭伋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于道次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辞谢之。事讫，诸儿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到还？”伋使别驾计日告之，既还，先期一日，伋为违信，止于野亭，须期乃入。 难曰：盖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案汉时方伯，仪比诸侯，其行也，前驱竟野，后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棨填咽。彼草莱稚子，龆龀童儿，非唯羞赧不见，亦自惊惶失据。安能犯驺驾，凌襜帷，首触威严，自陈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案部，举州振肃。至如墨绂长吏，黄绶群官，率彼史人，颙然伫候。兼复扫除逆旅，行里有程，严备供具，憩息有所。如弃而不就，居止无恒，必公私阙拟，客主俱窘。凡为良二千石，固当知人所苦，安得轻赴数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晋阳无竹，古今共知，假有传檄它方，盖亦事同大夏，访知商贾，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弥复难求，群戏而乘，如何克办？其不可信三也。凡说此事，总有三科。推而论之，了无一实，异哉！ 又《魏志注》：《语林》曰：匈奴遣使人来朝，太祖领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问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对曰：“曹公美则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杀使者云云。 难曰：昔孟阳卧床，诈称齐后；纪信乘纛，矫号汉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权以取济，事非获己。如崔琰本无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称人君，皆慎其举措，况魏武经纶霸业，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处臣位，将何以使万国具瞻，百寮佥瞩也！又汉代之于匈奴，其为绥抚勤矣。虽复略以金帛，结以亲姻，犹恐虺毒不悛，狼心易扰。如辄杀其使者，不显罪名，复何以怀四夷于外蕃，建五利于中国？且曹公必以所为过失，惧招物议，故诛彼行人，将以杜滋谤口，而言同纶綍，声遍寰区，欲盖而彰，止益其辱。虽愚暗之主，犹所不为，况英略之君，岂其若是？夫刍荛鄙说，闾巷谰言，凡如此书，通无击难。而裴引《语林》斯事，编入《魏史注》中，持彼虚词，乱兹实录。盖曹公多诈，好立诡谋，流俗相欺，遂为此说。故特申掎抚，辩其疑误者焉。 又魏世诸小书，皆云文鸯侍讲，殿瓦皆飞云云。 难曰：案《汉书》云：项王叱咤，慑伏千人。然则呼声之极大者，不过使人披靡而已。寻文鸯武勇，远惭项籍，况侍君侧，固当屏气徐言，安能檐瓦皆飞，有逾武安鸣鼓！且瓦既飘陨，则人心震惊而魏帝与其群臣焉得岿然无害也？ 又《晋阳秋》曰：胡质为荆州刺史，子威自京都省之，见父十余日，告归。质踢绢一匹，为路粮。威曰：“大人清高，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俸禄之余。” 难曰：古今谓方牧二千石者，以其禄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体，贵实甚焉。设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职，终不患于贫绥者。如胡威之别其父也，一缣之财，犹且发问，则千石俸，其费安施？料以牙筹，推之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观诸史所载，兹流非一。必以多为证，则足可无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缊，口甘粗粝，而多藏镪帛，无所散用者。故公孙弘位至三公，而卧布被，食脱粟饭。汲黯所谓齐人多诈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俭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详厥理，直谓清白当然，谬矣哉！ 又《新晋书·阮籍传》曰：籍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葬，食一蒸㹠，饮二斗酒。然后临穴，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复吐血数斗。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难曰：夫人才虽下愚，识虽不肖，始亡天属，必致其哀。但有苴绖未几，悲荒遽辍，如谓本无戚容，则未之有也。况嗣宗当圣善将殁，闵凶所钟，合门惶恐，举族悲咤。居里巷者，犹停舂相之音；在邻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为其子者，方对局求决，举杯酣畅。但当此际，曾无感恻，则心同木石，志如枭獍者，安有既临泉穴，始知摧恸者乎？求诸人情，事必不尔。又孝子之丧亲也，朝夕孺慕，盐酪不尝，斯可至于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则筋肉内宽；醉饱自得，则饥肤外博。况乎溺情㹠酒，不改平素，虽复时一呕恸，岂能柴毁骨立乎？盖彼阮生者，不修名教，居丧过失，而说者遂言其无礼如彼。又以其志操本异，才识甚高，而谈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毁及誉，皆无取焉。 又《新晋书·王祥传》曰：祥汉末遭乱，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母终，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年垂耳顺，览劝之，乃应召。于时，寇贼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时人歌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难曰：祥为徐州别驾，寇盗充斥，固是汉建中徐州未清时事耳。有魏受命凡四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贼充斥，下至晋太始五年，当六十年已上矣。祥于建安中年垂耳顺，更加六十载，至晋太始五年薨，则当年一百二十岁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终时实年八十五，则为徐州别驾，止可年二十五六矣。又云其未从官已前，隐居三十余载者，但其被檄时，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复有三十余年乎？必谓祥为别驾在建安后则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时，寇贼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乎？求其前后，无一符会也。 凡所驳难具列如右。盖精《五经》者，讨群儒之别义。练《三史》者，征诸子之异闻。加以探赜索隐，然后辨其纰缪。如向之诸史所载则不然，何者？其叙事也，惟记一途，直论一理，而矛盾自显，表理相乖。非复牴牾，直成狂惑者尔！寻兹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或采彼流言，不加铨择；或传诸缪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盖语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说害正，虚词损实，小人以为信尔，君子知其不然。又语曰：尽信书不如无书。盖为此也。夫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
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 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诰，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说，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的准。其于事也则不然。至若少昊之以鸟名官，陶唐之御龙拜职。夏氏之中衰也，其盗有后羿、寒浞；齐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并开国承家，异闻其事。而后世学者，罕传其说。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则记事之史不行，而记言之书见重，断可知矣。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它事。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仇。故二《传》大行，擅名于世。又孔门之著录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则上起唐尧，下终秦穆，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 案《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魏文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汉景帝曰：“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斯并曩贤精鉴，已有先觉。而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虽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 又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剌，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为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者难详，缺漏无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聋瞽。今故讦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条，列之于后。 盖《虞书》之美放勋也，云“克明俊德。”而陆贾《新语》又曰：“尧、舜之人，比屋可封。”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案《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 缙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称“四凶”。而尧亦不能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不分，贤愚共贯。且《论语》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尧典·序》又云：“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孔氏《注》曰：“尧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其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为禅授为疑。然则观此二书，已足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何者？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其疑二也。 《虞书·舜典》又云：“五十载，陟方乃死。”《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案苍梧者，于楚则川号汨罗，在汉则邑称零桂。地总百越，山连五岭。 人风婐婳，地气歊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况以万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且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神告劳，舍兹宝位，如释重负。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纪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溘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者乎？历观自古人君废逐，若夏桀放于南巢，赵迁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语其艰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斯则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案舜之放尧，无事别说，足验其情，已于此篇前言之详矣。夫唯益与伊尹见戮，并于正书，犹无其证。推而论之，如启之诛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废尧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机权，势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其事不成，自贻伊咎。观夫近古篡夺，桓独不全，马仍反正。若启之诛益，亦由晋之杀玄乎？若舜、禹相代，事业皆成，唯益覆车，伏辜夏后，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之祸者平？其疑四也。 《汤誓序》云：“汤伐桀，战于鸣条。”又云：“汤放桀于南巢，唯有惭德。” 而《周书·殷祝》篇称“桀让汤王位”云云。此则有异于《尚书》。如《周书》之所说，岂非汤既胜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让，归王于己。盖欲比迹尧、舜，袭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汤以天下让务光，而使人说曰：汤欲加恶名于汝。 务光遂投清泠之泉而死。汤乃即位无疑。然则汤之饰让，伪迹甚多。考墨家所言，雅与《周书》相会。夫《书》之作，本出《尚书》，孔父截剪浮词，裁成雅诰，去其鄙事，直云“惭德”，岂非欲灭汤之过，增桀之恶者乎？其疑五也。 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 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竞列纣罪，有倍《五经》。故子贡曰：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据妇人临朝！刘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纣不至于是，而天下恶者，必以桀、纣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将非厚诬者平？其疑六也。 《微子之命》篇《序》云：“杀武庚”。案禄父即商纣之子也。属社稷倾覆，家国沦亡，父首枭悬，母躯分裂，永言怨耻，生人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躯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为生？含齿戴发，何以为貌？既而合谋二叔，徇节三监，虽君亲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诚可见，考诸名教，生死无惭。议者苟以其功业不成，便以顽人为目。必如是，则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陨仇雪怨，众败身灭，亦当隶迹丑徒，编名逆党者邪？其疑七也。 《论语》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案《尚书·序》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诸侯，而辄行征伐，结怨王室，殊无愧畏。此则《春秋》荆蛮之灭诸姬，《论语》季氏之伐颛臾也。又案某书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称王云云。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僣号而陵天子也。然则戡黎灭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犹近者魏司马文王害权臣，黜少帝，坐加九锡，行驾六马。及其殁也，而荀勖犹谓之人臣以终。盖姬之事殷，当比马之臣魏，必称周德之大者，不亦虚为其说乎？其疑八也。 《论语》曰：“太伯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案《吕氏春秋》所载云云，斯则太王钟爱厥孙，将立其父。太伯年居长嫡，地实妨贤。 向若强颜苟视，怀疑不去，大则类卫伋之诛，小则同楚建之逐，虽欲勿让，君亲其立诸？且太王之殂，太伯来赴，季历承考遗命，推让厥昆。太伯以形质已残，有辞获免。原夫毁兹玉体，从彼被发者，本以外绝嫌疑，内释猜忌，譬雄鸡自断其尾，用获免于人犠者焉。又案《春秋》，晋士蒍见申生之将废也，曰：为吴太伯，犹有令名。斯则太伯、申生，事如一体。直以出处有异，故成败不同。若夫子之论太伯也，不美其因病成妍，转祸为福，斯则当矣。如云“可谓至德”者，无乃谬为其誉乎？其疑九也。 《尚书·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左传》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案《尚书·君奭》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虽奭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懑。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侧闻异议，能不怀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我。而周公自以不諴，遽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明帝之宽阜陵，一何远哉！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义薄矣。而《书》之所述，用为美谈者，何哉？其疑十也。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书》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核。如异于此，则无论焉。 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尝试言之，向使汉、魏、晋、宋之君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俾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岂比夫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若斯而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