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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我欲胜彼，彼亦志于胜，谁肯处其败？胜败之情战于中，而胜败之机未有所决。彼或以兵来，吾敢谓其非张虚声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谓其非匿形以诱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则如之何？曰：「权然后知轻重，度而后知长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与忖度之」，审故也。能定而审，敌情虽万里之远可定察矣。今吾藏战于守，未战而长为必战之待；寓胜于战，未胜而常有必胜之理。彼诚虚声以耀我，我以静应而不轻动；彼诚匿形以诱我，我有素备而不可乘；胜败既不能为吾乱，则故神闲而气定矣。然后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犹是彼亦犹是，南北虽有异虑，休戚岂有异趣哉！ 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狩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不则吠，吠而后却；呼之则驯，驯必致啮。盖吠我者忌我也，驯我者狎我也。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为其实欲战而乃以和狎我，为其实欲和而乃以战要我，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犹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术之死，固尝嘱其徒使入我和，曰：「韩、张、刘、岳，近皆习兵，恐非若辈所敌。」则是其情意欲和矣。然而未尝不进而求战者，计出于忌我而要我也。刘豫之废，亶尝虑无以守中原，则请割三京；亶之弑，亮尝惧我有问罪之师，则又谋割三京而还梓宫；亮之殒，褒又尝缓我追北之师，则复谋割白沟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诈也。未几，亶之所割，视我守之人非其敌，则不旋踵而复取之；亮之所谋，窥我遣贺之使，知其无能为，则中辍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谋，悟吾有班师之失，无意于袭，则反复而有意外之请。夫既云和矣而复中辍者，盖用其狎而谋胜于我也。 今日之事，揆诸虏情，是有三不敢必战，二必欲尝试。何以言之？空国之师，商鉴不远，彼必不肯再用危道，万一猖獗，特不过调沿边戍卒而已，戍卒岂能必其胜，此一不敢必战也。海、泗、唐、邓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兵三年而无成，则我有攻守之士，而虏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战也。契丹诸胡侧目于其后，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虽不得不从，从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战也。 有三不敢必战之形，惧吾之窥其弱而绝岁币，则其势不得不张大以要我，此一欲尝试也。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务干侥幸，谋不暇于万全，此二欲尝试也。 且彼诚欲战耶，则必不肯张皇以速我之备。且如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露机也。今诚必战，岂欲人遂知之乎！彼诚不敢必战耶，贪残无义，忿不顾败，彼何所恤？以母之亲、兄之长，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犹弑之，何有于我？况今沿海造舰，沿淮治具，包藏祸心，有隙皆可投，敢谓之终遂不战乎？大抵今彼虽无必敢战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尝试之举。彼于高丽、西夏，气足以吞之，故于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无他；惟吾使命之去，则多方腆鲜，曲意防备。如人见牛羊未尝作色，而遇虎豹则厉声奋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见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独无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虏欲必战，而在于虏幸胜以逾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则吾受其疾矣。〔御之之术，臣具于《守淮》篇。〕 昔者，黥布之心，为身而不顾后，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汉而疑罕[千干]，解仇结约，充国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败。薛公、充国非有风角写占之胜、枯茎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虑审耳。朝廷心定而虑审，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敌情之知，而观彼虚声诡势以为进退者，非特在困吾力，且失夫致胜之机为可惜。臣故曰：「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馀矣。」
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实基于喜怒。喜怒之方形，视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既积，离合始决而不可制矣。何则？喜怒之情有血气者皆有之：饱而愉，暖而适，遽使之饥寒则怨；仰而事，俯而育，遽使之捐弃则痛；冤而求伸，愤而求泄，至于无所控告则怒；怨深痛巨而怒盈，服则合，叛则离。秦汉之际，离合之变，于此可以观矣。秦人之法惨刻凝密，而汉则破觚为圜，与民休息，天下不得不喜汉而怒秦。怒之方形，秦自若也；怒之既积，则喜而有所属，秦始不得自保，遂离而合于汉矣。 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为朝廷赤子，耕而食，蚕而衣，富者安，贫者济，赋轻役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膻，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爱憎自殊，不复顾惜。方僭割之时，彼守未固，此讻未定，犹勉强姑息以示恩，时肆诛戮以贾威；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县，半是胡奴，分朋植党，仇灭中华。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田畴相邻，胡人则强而夺之；孽畜相杂，胡人则盗而有之；民之至爱者子孙，签军之令下，则贫富不问而丁壮必行；民之所惜者财力，营筑馈饷之役兴则空室以往而休息无期；有常产者困寠，无置锥者冻馁。民初未敢遽叛者，犹徇于苟且之安，而訹于积威之末。辛巳之岁相挺以兴，矫首南望、思恋旧主者，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也。逆亮自知形禁势格，巢穴迥遥，恐狂谋无成窜身无所，故疾趣淮上，侥幸一胜，以谋溃中原之心而求归也。此机不一再，而朝廷虑不及此，中原义兵寻亦溃散。吁！甚可追惜也。 今而观之，中原之民业尝叛虏，虏人必不能释然于其心，而无民意岂能自安而无疑乎！疑则臣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动而轻叛。朝廷未有意于恢复则已；诚有意焉，莫若于其无事之时，张大声势以耸之，使知朝廷偃然有可恃之资；存抚新附以诱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则一旦缓急。彼将转相告谕，翕然而起，争为吾之应矣。 又况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曩者民习于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祸如蜂虿作于杯袖，智者不暇谋，勇者不及怒。自乱离以来，心安于斩伐而力闲于攻守，虏人虽暴，有王师为之援，民心坚矣。冯妇虽攮臂，其为士笑之。孟子曰：「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臣亦谓今之中原离合之衅已开，虏人不动则已，诚动焉，是特为陛下驱民而已。惟静以待之，彼不亡何待！
臣闻天下无难能不可为之事，而有能为必可成之人。人诚能也，任之不专则不可以有成。故孟子曰：「五谷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稊稗。」何则？事有操纵自我，而谋之已审，则一举而可以遂成；事有服叛在人，而谋之虽审，亦必持久而后可就。盖自古夷狄为中国患，彼皆有争胜之心，圣人方调兵以正天诛，任宰相以责成功，非如政刑礼乐发之自己，收之亦自己之易也。朝而用兵，夕而遂胜，公卿大夫交口归之，曰：「此宰相之贤也。」明日而临敌，后日而闻不利，则群起而媒孽之，曰：「宰相不足与折冲也。」乍贤乍佞，其说不一，于是人君亦不能自信，欲求之立事，难矣哉！ 臣读史，尝窃深加越句践、汉高祖之能任人，而种、蠡、良、平之能处事：骤而胜，遽而败，皆不足以动其心，而信之专，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观夫公稽之栖，五年而吴伐齐，虚可乘也，种、蠡如不闻；又四年，吴伐齐，虚可乘也，种、蠡反发兵助之；又二年，吴伐齐不胜，而种、蠡始袭破之，可以取之，种、蠡不取；又九年而始一举灭之。盖历二十又三年，而句践未尝以为迟而夺其权。丰沛之兴，秦二年，汉败于薛；汉元年，高帝厄于鸿门；又二年衅于彭城；又三年，困于荥阳；又五年不利于夏南。良、平何尝一日不从之计议，然未免于龃龉者，盖历五年而始蹶项立刘，高帝亦未尝以为疏而夺其权。诚以一胜一败兵家常势，惩败狃胜，非策之上。故古之人君，其信任大臣也，不间于谗说；其图回大功也，不恤于小节；所以能责难能不可为之事于能为必可成之人而收其效也。 虏人为朝廷患，如病疽焉。病根不去，终不可以为身安。然其决之也，必加炷刃，则痛亟而无后悔；而其销之也，止于傅饵，则痛迟而终为大患。病而用医，不一其言，至炷刃方施而传饵移之，傅饵未几而炷刃夺之；病不已而乃咎医。吁！亦自惑也。 且御戎有二道，惟和与战。和固非常策，然太上皇帝用秦桧一十九年而无异论者，太上皇帝信之之笃而秦桧守之之坚也。今日之事，以和为可以安，而臣不敢必其盟之可保；以为战为不可讲，而臣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诚，疏谗慝，以天下之事尽付之宰相，使得优游无疑以悉力于图回，则可和与战之机宰相其任之矣。 唐人视相府如传舍，其所成者果何事？淮蔡之功，裴度用而李师道遣刺客以缓师，高霞寓败而钱微萧俯以为言，宪宗信之深、任之笃，令狐楚之罢为中舍，李逢吉之出为节度，皆以沮谋而见疏。故君以断、臣以忠，而能成中兴之功。 而顷者张浚虽未有大捷，亦未至大败，符离一挫，召还揆路，遂以罪去，恐非越句践、汉高帝、唐宪宗所以任宰相之道。非特此也，内而户部出纳之源，外而全曹总司之计，与夫边郡守臣、屯戍守将，皆非朝夕可以责其成功者。臣愿陛下要成功于宰相，而使宰相责成功于计臣、守将，俾其各得专于职治，而以禄秩旌其劳绩，不必轻移遽迁，则人无苟且之心，乐于奋激以自见其才。一网既举，众目自张，天下之事犹有不办者，臣不敢信其然也。
赵充国论备边之计曰：「湟中积榖三百万斛则羌人不敢动。」李广武为成安君谋曰：「要其辎重，十日不至，则二将之头可致者。」此言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转饷给军以通为利也。必欲使粮足而饷无间绝之忧，惟屯田为善。而屯田盖亦难行：国家经画，于今几年，而曾未睹夫实效者，所以驱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为之任其责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万矣。名曰屯田，其实重费以敛怨也。何以言之？市井无赖小人，为其懒而不事事，而迫于饥寒，故甘捐躯于军伍，以就衣食而苟闲纵，一旦警急，擐甲操戈以当矢石，其心固偃然自分曰：「向者吾无事而幸饱暖于官，今焉官有事而责死力于我。」且战胜犹有累资补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辞；今遽而使之屯田，是则无事而不免耕耘之苦，有事而又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岂不能从富民租佃以为生，而轻失身于黥戮？上驱我于万死，岂不能捐榖帛以养我，而重役我以辛勤？」不平之气无所发泄，再畎亩则邀夺民田、胁掠酒肉，以肆无稽，践行阵则呼愤扼腕、疾视长上，而不可为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用我焉。」是诚未睹夫享成之利也。鲁莽灭裂，徒费粮种，只见有害，未闻获利，此未为策之善。 如臣之说则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尽力，向者之吏苟且而应故事。不如籍归正军民厘为保伍，则归正不厘务官擢为长贰，使之专董其事。且彼自虏中被签而来，耒耨之事盖所素习。且其生同乡井，其情相得，上令下从，不至生事。惟官为之计其闲田顷亩之数、与夫归正军民之目，土人以占之田不更动摇，以重惊扰。归正之人家给百亩而分为二等；为之兵者，田之所以尽以予之；危之民者，十分税一则以为凶荒赈济之储。室庐、器具、粮种之法一切遵旧，使得植桑麻、蓄鸡豚，以为岁时伏腊婚嫁之资。彼必忘其流徙，便于生养。无事则长贰为劝农之官，有事则长贰为主兵之将，许其理为资考，久于其任，使得悉心于教劝。而委守臣监司核其劳绩，奏与迁秩而不限举主。人熟不更相劝勉以赴功名之会哉。且今归正军民散在江淮，而此方之人例以异壤视之。不幸而主将亦以其归正，则求自释于庙堂，又痛事行迹，愈不加恤。间有挟不平，出怨语，重典已絷其足矣。所谓小名目者仰俸给为话，胥吏泪抑，何尝以时得？呜呼！此诚可悯也，诚非朝廷所以怀诱中原忠义之术也。 闻之曰：「因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五而恩逾九、十。」此正屯田非特为国家便，而且亦为归正军民之福。议者必曰：「归正之人常怀异心，群而聚之，虑复生变。」是大不然也。且和亲之后沿江归正军民，官吏失所以抚摩之惠，相扳北归者莫计，当时边吏亦皆听之而莫为制，此岂独归正军人之罪？今之留者既少安矣，更为屯田以处之，则人有常产而上无重敛，彼何苦叛去以甘虏人横暴之诛求哉！若又曰：「恐其窃发」，且人惟不自聊赖乃攮夺以苟生，诚丰沃矣！何苦如是？饥者易为食，必不然也。诚使果耳，疏而远之于江外，不犹愈于聚乎内而重惊扰乎？且天下之事，逆虑其害而不敢求其利，亦不可言智矣。 盖今所谓御前诸军者，待之素厚而仰之素优，故骄。骄则不可复使，此甚易晓也。若夫州郡之卒异于是。彼非天子爪牙之故，可以劳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于农桑失业之徒，故狎于野而不怨。往年尝猎其丁壮劲勇者为一军矣，臣以为可辈徒此军，视归正军民之数倍而发之，使阡陌相连，庐舍相望，并耕乎两淮之间。彼其名素贱，必不敢倨视归正军民而媒怨；而归正军民视之，犹江南之兵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势足以禁归正军民之变，力足以禁屯田之利，计有出于此者乎？ 昔商之顽民相率为乱，周公不诛而迁之洛邑，曰：「商之臣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其后康王命毕公，又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劝。」始则迁其顽而教之，终则择其善而用之。圣人治天下未尝绝物固如此。今归正军人聚于两淮而屯田以居之，核其劳绩而禄秩以诱之，内以节冗食之费，外以省转饷之劳，以销桀骜之变，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使人自为战之术，而井田兵农之遗制也。况皆吾旧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异念，术而使之，天下岂有不济之事哉！
臣闻用兵之道，无所不备则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备。何则？精兵骁骑，十万之屯，山峙雷动，其势自雄，以此为备则其谁敢乘？离屯为十，屯不过万，力寡气沮，以此为备则备不足恃。此聚屯分屯之利害也。臣尝观两淮之战，皆以备多而力寡，兵慑而气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撄虏人远斗之锋，故十战而九败。其所以得画江而守者，幸也。且今虏人之情，臣固以论之矣，要不过以戍兵而入寇，幸成功而无内祸；使之逾淮，将有民而扰之，有城而守之，则始足以为吾患。夫守江而丧淮，吴、陈、南唐之事可见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况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术之将曰韩常，刘豫之相曰冯长宁者，皆尝以是导之，讵知其他日之计终不出于此乎？故臣以为守淮之道，无惧其必来，当使之兵交而亟去；无幸其必去，当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为是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战；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非备寡力专则不能也。 且环淮为郡凡几？为郡之屯又几？退淮而江为重镇，曰鄂渚、曰金陵、曰京口，以至于行都扈跸之兵，其将皆有定营，其营皆有定数，此不可省也。环淮必欲皆备，则是以有限之兵而用无所不备之策。兵分势弱，必不可以折其冲。以臣策之，不若聚兵为屯，以守为战，庶乎虏来不足以为吾忧，而我进乃可以为彼患也。 聚兵之说如何？虏人之来，自淮而东必道楚以趣扬；自淮而悉必道濠以趣真，与道寿以趣和；自荆襄而来，必道襄阳以趣荆。今吾择精骑十万，分屯于山阳、濠梁、襄阳三处，而于扬或和置一大府以督之。虏攻山阳，则坚壁勿战，而虚盱眙高邮以饵之，使濠梁分其半与督府之兵横击之，或绝饷道，或要归途。虏并力于山阳，则襄阳之师出唐、邓以扰之。虏攻濠梁，则坚壁勿战，而虚庐寿以饵之，使山阳分其半与督府之兵亦横击之。虏并力于濠梁，而襄阳之师亦然。虏攻襄阳，则坚壁勿战，而虚郢复以饵之，虏无所获，亦将聚淮北之兵以并力于此，我则以濠梁之兵制其归，而山阳之兵自沐阳以扰沂海。此政所谓：不恃敌之不敢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 臣窃谓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矣。昔人用兵多出于此，故魏赵相攻，齐师救赵，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则魏兵释赵而自救，齐师因大破之于桂陵。后唐庄宗与梁相持于杨刘德胜之间，盖尝蹙而不胜，其后用郭崇韬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兵家形势，从古已然。议者必曰：「我如捣虚以进，彼亦将调兵以拒进；遇其实未见其虚。」是大不然。彼沿边为守，其兵不过数万，既已屯于三城之冲，其馀不容复多。兵少而力不足，未能当我全师者，又非其所虑也。又况彼纵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为之阻，则犹未足以为利。我得中原，而箪壶迎降，民心自固，且将不为吾守乎？如此则在我者甚坚，而在彼者甚瑕。全吾所甚坚，攻彼所甚瑕，此臣所谓兵交而必亟去，兵去而不敢复犯者此也。呜呼！安得斯人而与之论天下之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