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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二百余年，问学之业绝盛，固陋之习盖寡。自六书九数经训文辞篆隶之字，开方之图，推究于汉以后、唐以前者备矣。至于填词，仆少学焉，得本辄寻其所师，好其所未言，二十余年而后写定。就所睹记，题曰箧中。其事为大雅所笑，其旨与凡人或殊。容若、竹垞而后，且数变矣。论具卷中，不覼缕也。李白、温岐，文士为之。升元、靖康，君王为之。将相大臣范仲淹、辛弃疾为之。文学侍从苏轼、周邦彦为之。志士遗民王沂孙、唐珏之徒，皆作者也。昔人之论赋曰：“惩一而劝百。”又曰：“曲终而奏雅”，丽淫丽则，辨于用心。无小非大，皆曰立言。惟词亦有然矣。
右录三百四十余人，词一千四十七首。叙曰：“词为诗余，非徒诗之余，而乐府之余也。律吕废坠，则声音衰息。声音衰息，则风俗迁改。乐经亡而六艺不完，乐府之官废，而四始六义之遗，荡焉泯焉。夫音有抗队，故句有长短。声有抑扬，故韵有缓促。生今日而求乐之似，不得不有取于词矣。唐人乐府，多采五七言绝句。自李太白创词调，比至宋初，慢词尚少。至大晟之署，应天长、瑞鹤仙之属，上荐郊廊，拓大厥宇，正变日备。愚谓词不必无颂，而大旨近雅。于雅不能大，然亦非小，殆雅之变者欤。其感人也尤捷，无有远近幽深，风之使来。是故比兴之义，升降之故，视诗较著，夫亦在于为之者矣。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絜行芳，而后洋洋乎会于风雅。琱琢曼辞，荡而不反，文焉而不物者，过矣靡矣，又岂词之本然也哉。献十有五而学诗，二十二旅病会稽，乃始为词，未尝深观之也。然喜寻其恉于人事，论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三十而后，审其流别，乃复得先正绪言以相启发。年逾四十，益明于古乐之似在乐府，乐府之余在词。昔云：“礼失而求之野。”其诸乐失，而求之词乎。然而靡曼荧眩，变本加厉，日出而不穷，因是以鄙夷焉，挥斥焉。又其为体，固不必与庄语也，而后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思拟议之穷，而喜怒哀乐之相发，响之未有得于诗者，今遂有得于词。如是者年至五十，其见始定。先是写本朝人词五卷，以相证明。复就二十二岁以来，审定由唐至明之词，始多所弃，中多所取，终则旋取旋弃，旋弃旋取，乃写定此千篇，为复堂词录。前集一卷，正集七卷，后集二卷。其间字句不同，名氏互异，皆有据依，殊于流俗。其大意则折衷古今名人之论，而非敢逞一人之私言，故以论词一卷附焉。大雅之才三十六，小雅之才七十二，世有其人，则终以词为小道也，亦奚不可之有。
自余所及见，里中二三十年来号为文人者，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而余与同邑归生独喜为古文辞，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已而又得吴生。吴生少余两人七岁，以贫客嘉定。于书自《左氏》下至《南北史》。无不纤悉强记。其所为诗多怨声，近《西州》、《子夜》诸歌曲。而炎武有叔兰服，少两人二岁；娣子徐履忱少吴生九岁，五人各能饮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持觥至余舍为母寿。退而饮，至夜半，抵掌而谈，乐甚，旦日别去。余遂出赴杨公之辟，未旬日而北兵渡江，余从军于苏，归而昆山起义兵，归生与焉。寻亦竟得脱，而吴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其九月，余始过吴生之居而问焉，则其母方茕茕独坐，告余曰：“吴氏五世单传，未亡人唯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孙，二岁，亦死矣！”余既痛吴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寿吾母，而吾今以衰绖见吴生之母于悲哀其子之时，于是不知涕泪之横集也。 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县学生员。世本儒家，生尤夙惠，下笔数千言，试辄第一。风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际及交友然诺，则断然不渝。北京之变，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诔，见称于时。与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写录。北兵至后，遗余书及记事一篇，又从余叔处得诗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遗风。然后知闺情诸作，其寄兴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 生居昆山，当抗敌时，守城不出以死，死者四万人，莫知尸处。以生平日忧国不忘君，义形于文若此，其死岂顾问哉？生事母孝，每夜归，必为母言所与往来者为谁，某某最厚。死后，炎武尝三过其居，无已，则遣仆夫视焉。母见之，未尝不涕泣，又几其子之不死而复还也。然生实死矣！生所为文最多，在其妇翁处，不肯传；传其写录在余两人处者，凡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