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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史之繁文，已于《叙事篇》言之详矣然凡俗难晓，下愚不移。虽六卷成言，而三隅莫反。盖语曰：“百闻不如一见。”是以聚米为谷，贼虏之虚实可知；画地成图，山川之形势易悉。昔陶隐居《本草》，药有冷热味者，朱墨点其名；阮孝绪《七录》，书有文德殿者，丹笔写其字。由是区分有别，品类可知。今辄拟其事，抄自古史传文有繁者，皆以笔点其繁上。凡字经点者，尽宜去之。如其间有文句亏缺者，细书侧注于其右。或回易数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弥缝无缺。庶观者易悟，其失自彰。知我摭实谈，非是苟诬前哲。 《孔子家语》曰：鲁公索氏将祭而忘其牲。孔子闻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矣。 一年而亡。门人问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家语》曰：晋将伐宋，使觇之，宋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觇者死，言于晋侯曰：宋阳门之介夫死，而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悦矣，宋始未可伐也。 《史记？五帝本纪》曰：诸侯之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皆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 《夏本纪》曰：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者，鲧之子也。 《项羽本纪》曰：项籍者，字羽，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剪所杀者也。燕子梁，梁，籍季父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吕氏本纪》曰：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公主。 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高祖嫌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又戚姬幸，常独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赵王如意以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 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挣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无废。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孙纠，景公杀之。景公卒，纠之子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是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孙也。昭公父公孙纠，纠父公子礻耑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杀昭公父纠，故昭公怨，杀太子而自立。 《三王世家》曰：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 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位号，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识而言。窃不胜犬马之必，昧死，原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识而言。臣切不胜犬马之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谨与史二千石，二千石臣贺等议曰：古者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职，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虑皇子未有号位。 臣青翟臣汤等宜奉义尊职愚蠢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时，臣青翟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昧死请所立国名。 已上有言语相重者，今略点发如此。但此一篇所记，全宜削除，今辄具列于斯，籍为鉴戒者尔。 凡为史者，国有诏诰，十分不当取其一焉。故汉元帝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由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朕之不德，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者，今则不然，媮合苟从，未肯极言，朕甚悯焉。永惟蒸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士，各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及荀悦撰《汉纪》，略其文曰：“朕惟众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其罢甘泉、建章宫卫士，各令就农，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自余钞撮，他皆仿此。近则天朝诸撰史者，凡有制诰，一字不遗。唯去诏首称门下，诏尾去主者施行而已。 时武承嗣监修国史，见之大怒，谓史官曰：“公辈是何人？而敢辄减诏书！”自是史官写诏书，虽门下赞诏亦录。后予闻此说，每嗢噱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繁碎则又甚于斯。是知史官之愚，其来尚矣。今之作者，何独笑武承嗣而已哉！ 《魏公子传》曰：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以征信陵君故事。说者云：当战国之时，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名冠诸侯，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鲁仲连传》曰：仲连好奇伟倜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官任职，游好持高节。 游于赵。赵孝成王时，而秦王使白起破赵长平之军，前后四十余万，秦遂东围邯郸，赵王恐，诸侯之救兵，莫敢击秦军；魏安厘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阴，不进；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曰：秦所以急围赵者，前与齐湣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号。今齐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复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此时鲁连适游赵地会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平原君曰：胜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万之众于外，今又内围邯郸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此，胜也何敢言事。 鲁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平原君曰：胜请为绍则见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见新垣衍曰：东国有鲁连先生者，今其人在此，胜请为绍介交之于将军。新垣衍曰：吾闻鲁连先生，齐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连先生。 平原君曰：胜已泄之矣。新垣衍许诺，鲁仲连见新垣衍而无言，新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于平原君者也；曷为久居此重围之中而不去？鲁连……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且赵矣。新垣衍曰：秦称帝之害何如？鲁连曰：……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悦，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乌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连曰：固也，吾将言之，……今秦万乘之国也，与梁亦万乘之国也，俱据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而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求赵，击秦军，秦军遂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谢使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屈原贾生传》曰：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贾生名谊，洛阳人也。云云乃以谪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词曰：……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后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鵩。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恐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其词曰：……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 《扁鹊仓公传》曰：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与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乃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主名为谁？诏问故太仓长臣意方伎所长，及所能治病者，有其书无有？皆安受学？受学几何岁？尝有所验？何县里人？何病？医药已，其病之状皆何如？其悉而对。臣意对曰：自意少时，喜医药。医药方试之，多不验者。至高后八年，得见师临淄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意得见事之。谓意曰：“尽去而方书，非是也。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 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谒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受读解验之，可一年所，明岁即验之，有验。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尝以为人治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今庆已死十年，臣意年尽三年，三十九岁也。齐侍御史成自言病头痛，臣意诊其脉，告曰：君之病恶不可言也《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后，仍谓为宋襄公，不去宋襄二字。《吴世家》云阖闾，《越世家》云勾践，每于其号上加“吴王”、“越王”字，句句未尝舍之。《孟尝君》传曰：“冯公形容状貌甚辨。”案形容、状貌同是一说，而敷演重出，分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胜载。其《十二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又《屈原传》曰：“其文约，其辞微。” 观子长此言，实有深鉴。及自撰《史记》，榛芜若此，岂所谓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乎？ 《汉书·龚遂传》曰：上遣使者征遂。议曹王生请从。功曹以为王生素嗜酒，亡节度，不可使，遂不听。从至京师，王生日饮酒，不视太守。会遂引入宫，王生醉，从后呼曰：“明府且止，愿有所白。”遂还，问其故，王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对，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 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问以治状，遂对如王生言。天子悦其有让，笑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议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为水衡都尉。议曹王生为水衡丞《新晋书·袁宏传》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贫，以运租自业。谢尚时镇牛渚。秋夜乘月，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 会宏在舫中，讽其所作《咏史诗》，咏声既清会亮，词又藻拔丽，遂驻听久之，遣问焉，答云：“是袁临汝郎所诵诗。”即其咏史之作也。尚倾率有胜致，即迎升舟，与之谈论，申旦不寐。自此名誉日茂云云。从桓温北伐，作《北征赋》，皆其文之高者。尝与王珣、伏滔同在桓温坐，温令滔读其宏所作《北征赋》。至“闻所传于相传，云获麟于此野；诞灵物以瑞德，奚受体于虞者！疚尼父之恸泣，似实恸而非假；岂一性之足伤，乃致伤于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韵。珣云：“此赋方传千载，无容率尔。今于‘天下’之后，移韵徙事，然于写送之致，似为未尽。”滔云：“得益写韵一句，或为小胜。”温曰：“卿思益之。”宏应声曰：“感不绝于予心，愬流风而独写”云云。谢安尝赏其机对辩速，后安为扬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乃祖道于冶亭，时贤皆集。谢安欲以卒迫试之，临别，执其手，顾就左右取以一扇授之，曰：“聊以赠行。”宏应声答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观者无叹服。时人叹其率而能要焉。 《十六国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选良偶，有心于刘昞，遂别设一席于座前，谓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长，欲觅一快女婿。谁坐此席者，吾当婚焉。”昞遂奋衣来坐，神志湛然。曰：“向闻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
○诸史（六条） 夫盛服饰者，以珠翠为先；工缋事者，以丹青为主。至若错综乖所，分有失宜，则彩绚虽多，巧妙不足者矣。观班氏《公孙弘传赞》，直言汉之得人，盛于武、宣二代，至于平津善恶，寂蔑无睹。持论如是，其义靡闻。必矜其美辞，爱而不弃，则宜微有改易，列于《百官公卿表》后。庶寻文究理，颇相附会。以兹编录，不犹愈乎？又沈侯《谢灵运传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此正可为《翰林》之补亡，《流别》之总说耳。如次诸史传，实为乖越。陆士衡有云：“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信矣哉！ 其有事可书而不书者，不应书而书者。至如班固叙事，微小必书，至高祖破项垓下，斩首八万，曾不涉言。李《齐》于《后主纪》，则书幸于侍中穆提婆第，于《孝昭纪》则不言亲戎以伐奚，于边疆小寇无不毕纪，如司马消难拥数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举小，其流非一。 昔刘勰有云：“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向、雄已后，颇引书以助文。”然近史所载，亦多如是。故虽有王平所识，仅通十字；霍光无学，不知一经。而述其言语，必称典诰。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资虚饰者矣。 案《宋书》称武帝入关，以镇恶不伐，远方冯异；于渭滨游览，追思太公。 夫以宋祖无学，愚智所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 更有甚于此者，睹周、齐二国，俱出阴山，必言类互乡，则宇文尤甚。而牛弘、王劭，并掌策书，其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其载周言也，则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夫以记宇文之言，而动遵经典，多依《史》、《汉》，此何异庄子述鲋鱼之对而辩类苏、张，贾生叙鵩鸟之辞而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矣。 世称近史编语，唯《周》多美辞。夫以博采古文而聚成今说，是则俗之所传有《鸡九锡》、《酒孝经》、《房中志》、《醉乡记》，或师范《五经》，或规模《三史》，虽文皆雅正，而事悉虚无，岂可便谓南、董之才，宜居班、马之职也？ 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丽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假有辨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田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 夫晋、宋已前，帝王传授，始自锡命，终于登极。其间笺疏款曲，诏策频烦。 虽事皆伪迹，言并饰让，犹能备其威仪，陈其文物，俾礼容可识，朝野具瞻。逮于近古，我则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齐宣之在晋阳，或文出荆州，假称宣德之令；或书成并部，虚云孝静之敕。凡此文诰，本不施行，必也载之起居，编之国史，岂所谓撮其机要，剪裁浮辞者哉？但二萧《陈》、《隋》诸史，通多此失，唯王劭所撰《齐志》，独无是焉。 夫以暴易暴，古人以为嗤。如彦渊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弥见其失矣。而撰《隋史》者，称澹大矫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书方于君懋，岂唯其间可容数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讥劭者，岂所谓通鉴乎？语曰：“蝉翼为重，千钧为轻。” 其斯之谓矣！ ○别传（九条） 刘向《列女传》云：“夏姬再为夫人，三为王后。”夫为夫人则难以验也，为王后则断可知矣。案其时诸国称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谏庄将纳姬氏，不言曾入楚宫，则其为后当在周室。盖周德虽衰，犹称秉礼。岂可族称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鲁娶于吴，谓之孟子。聚麀之诮，起自昭公。未闻其先已有斯事，礼之所载，何其阙如！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嫔三代，求诸人事，理必不然。寻夫春秋之后，国称王者有七。盖由向误以夏姬之生，当夫战国之世，称三为王后者，谓历嫔七国诸王，校以年代，殊为乖剌。至于他篇兹例甚众。故论楚也，则平王与秦穆同时；言齐也，则晏婴居宋景之后。今粗举一二，其流可知。 观刘向对成帝，称武、宣行事，世传失实，事具《风俗通》，其言可谓明鉴者矣。及自造《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列仙》诸传，而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盖以世人多可欺故也。 呜呼！后生可畏，何代无人，而辄轻忽若斯者哉！夫传闻失真，书事失实，盖事有不获已，人所不能免也。至于故为异说，以惑后来，则过之尤甚者矣！案苏秦答燕易王，称有妇人将杀夫，令妾进其药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谓苏代云：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曰：“无以买烛，而子之光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此并战国之时，游说之士，寓言设理，以相比兴。及向之著书也，乃用苏氏之说，为二妇人立传，定其邦国，加其姓氏，以彼乌有，特为指实，何其妄哉！ 又有甚于此者，至如伯奇化鸟，对吉甫以哀鸣；宿瘤隐形，干齐王而作后。此则不附于物理者矣。复有怀嬴失节，目为贞女刘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岂顾丘明之有传，孟坚之有史哉！ 杨雄《法言》，好论司马迁而不及左丘明，常称《左氏传》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鉴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长爱奇多杂，又曰不依仲尼之笔，非书也，《自序》又云不读非圣之书。然其撰《甘泉赋》，则云“鞭宓妃”云云，刘勰《文心》已讥之矣。然则文章小道，无足致嗤。观其《蜀王本纪》，称杜魄化而为鹃，荆尸变而为鳖，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谓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阯远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求诸人物，自古阙载。盖由地居下国，路绝上京，史官注记，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录，刘昞裁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者矣。向使两贤不出，二郡无记，彼边隅之君子，何以取闻于后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岂与夫诗赋小技校其优劣者哉？ 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谮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汉、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 嵇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苟如是，则苏代所言双擒蚌鹬，伍胥所遇渡水芦中，斯并渔父善事，亦可同归一录，何止揄袂缁帷之林，濯缨沧浪之水，若斯而已也。 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辞。至若神有混沌，编诸首录。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至如蛙鳖竞长，蚿蛇相邻，莺鸠笑而后方，鲋鱼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录》、《齐谐记》，并可引为真事矣。夫识理，何为而薄周、孔哉？ 杜元凯撰《女记》，博采经籍前史，显录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犹阙而不载。斯岂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长者哉若人也！ 《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迁《史》缺而不载，良有以焉。编于《李集》中，斯为谬矣。 ○杂识（十条） 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又观世之学者，或躭玩一经，或专精一史。谈《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陨，而人有六雄；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犹武陵隐士，灭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暴秦之地也。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 夫邹好长缨，齐珍紫服，斯皆一时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汉代《公羊》，擅名《三传》，晋年《庄子》，高视《六经》。今并挂壁不行，缀旒无绝。 岂与夫《春秋左氏》、《古文尚书》，虽暂废于一朝，终独高于千载。校其优劣，可同年而语哉？ 夫书名竹帛，物情所竞，虽圣人无私，而君子亦党。盖《易》之作也，本非记事之流，而孔子《系辞》，辄盛述颜子，称其“殆庶”。虽言则无愧，事非虚美，亦由视予犹父，门人日亲，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编录者矣。既而扬雄寂寞，师心典诰，至于童乌稚子，蜀汉诸贤，《太玄》、《法言》，恣加褒赏，虽内举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云参圣，在于著述，不能忘私，则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谢承《汉书》，偏党吴、越，魏收《代史》，盛夸胡塞，复焉足怪哉？ 子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大人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然。盖左氏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书，小人之史也。其薰莸不类，何相去之远哉？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饰云哉？何则？史有固当以好善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以降，吾未之见也。 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记也，喜论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讦以为直，吾无取焉。 夫故立异端，喜造奇说，汉有刘向，晋有葛洪。近者沈约，又其甚也。后来君子，幸为详焉。 昔魏史称朱异有口才，挚虞有笔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辞本异。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 夫载笑立言，名流今古。如马迁《史记》，能成一家；扬雄《太玄》，可传千载。此则其事尤大，记之于传可也。至于近代则不然。其有雕虫末伎，短才小说，或为集不过数卷，或著书才至一篇，莫不一一列名，编诸传末。事同《七略》，巨细必书，斯亦烦之甚者。 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人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至于今称之。”若汉代青翟、刘舍，位登丞相，而班史无录；姜诗、赵壹，身止计吏，而谢《书》有传。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则不然。其有才德阙如，而位宦通显，史臣载笔，必为立传。其所记也，止具其生前历官，殁后赠谥，若斯而已矣。虽其间伸以状迹，粗陈一二，幺麽恒事，曾何足观。始自伯起《魏书》，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体。流荡忘归，《史》、《汉》之风，忽焉不嗣者矣。
鲁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会葬，毛伯赐命，又会晋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阳之祸。案周之东迁，日以微弱。故郑取温麦，射王中肩，楚绝苞茅，观兵问鼎。事同列国，变雅为风。如鲁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国有余。安有暂降衰周使臣，遽以骄矜自恃，坐招厥罚，亢阳为怪。求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听卑，岂其若是也。 《春秋》成公元年，无冰。班氏以为其时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经》，札子杀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时，未达其说。下去无冰，凡三载。 《春秋》昭公九年，陈火。董仲舒以为陈夏征舒弑君，楚严公托欲为阵讨贼，陈国辟门而待之，因灭陈。陈之臣子毒恨尤甚，极阴生阳，故致火灾。案楚严王之入陈乃宣公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谤，取愧叔时；终有封国之恩，见贤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闻。又案陈前后为楚所灭有三，始宣公十一年为楚严王所灭，次昭八年为楚灵王所灭，后哀十七年为楚惠王所灭。今董生误以陈次亡之役是楚始灭之时，遂妄有占侯，虚辨物色。寻昭之上去于宣，鲁易四公；严之下至于灵，楚经五代。虽悬隔顿别，而混杂无分。嗟乎！下帷三年，诚则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阔哉！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蚀之，既。京房《易传》以为后楚严始称王，兼地千里。案楚自武王僣号，邓盟是惧，荆尸久传。历文、成、缪三王，方始于严。是则楚之为王已四世矣，何得言严始称之者哉？又鲁桓公薨后，历严、闵、釐、文、宣，凡五公而严楚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蚀而已应之者邪？非唯叙事有违，亦自占候失中者矣。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刘向以为釐公末年公子遂专权自恣，至于弑君，阴胁阳之象见。釐公不悟，遂后二年杀公子赤，立宣公。案遂之立宣杀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辄谓僖公暮年，世实悬殊，言何倒错？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蚀之。刘向以为是时莒灭杞。案釐十四年，诸侯城缘陵。《公羊传》曰："曷为城？杞灭之。孰灭之？盖徐、莒也。"如中垒所释，当以《公羊》为本耳。然则《公羊》所说，不如《左氏》之详。《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晋平公时，杞尚在云。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蚀之。刘向以为后晋灭江。案本《经》书文四年，楚人灭江。今云晋灭，其说无取。且江居南裔，与楚为邻；晋处北方，去江殊远。称晋所灭，其理难通。 《左氏传》鲁襄公时，宋有生女子赤而毛，弃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见者而收之，因名曰弃。长而美好，纳之平公，生子曰佐。后宋臣伊戾谗太子痤而杀之。先是，大夫华元出奔晋，华合比奔卫。刘向以为时则有火灾赤眚之明应也。案灾祥之作，将应后来；事迹之彰，用符前兆。如华元奔晋，在成十五年，参诸弃堤，实难赴会。又合比奔卫，在昭六年，而与元奔，俱云"先是"。惟前与后，事并相违者焉。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蚀之。董仲舒、刘向皆以为自此前后，晋为鸡泽之会，诸侯盟，大夫又盟。后为浿梁之会，诸侯在而大夫独相与盟，君若缀旒，不得举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刘向以为是岁三月，大夫盟于浿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无冰。班固以为天下异也。襄公时，天下诸侯之大夫皆执国权，君不能制，渐将日甚。案春秋诸国，臣权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鸡泽之会、浿梁之盟，其臣岂有若向之所说者邪？然而《穀梁》谓大夫不臣，诸侯失政。讥其无礼自擅，在兹一举而已。非是如"政由甯人，祭则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国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刘之徒，不窥《左氏》，直凭二传，遂广为它说，多肆奓言。仍云"君若缀旒"，"君将日甚"，何其妄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蚀之。董仲舒以为时宿在毕，晋国象也。晋厉公诛四大夫，失众心，以弑死。后莫敢复责大夫，六卿遂相与比周，专晋国。晋君还事之。案晋厉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诛四大夫哉？又州满既死，悼公嗣立，选六官者，皆获其才，逐七人者，尽当其罪。以辱及阳干，将诛魏绛，览书后悟，引愆授职。此则生杀在己，宠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驰三驾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复文、襄。而云不复责大夫，何厚诬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晋政多门，如以君事臣，居下僣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渐至陵夷。匪由惩厉之弑，自取沦辱也。岂可辄持彼后事。用诬先代者乎？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东方。董仲舒、刘向以为周之十一月，夏九日，日在氐。出东方者，轸、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国之象，为齐、晋也。其后田氏篡齐，六卿分晋。案星孛之后二年，《春秋》之《经》尽矣。又十一年《左氏》之《传》尽矣。自《传》尽后八十二年，齐康公为田和所灭。又七年，晋静公为韩、魏、赵所灭。上云星孛之岁，皆出百余年。辰象所缠，氛祲所指，若相感应，何太疏阔者哉？且当《春秋》既终之后，《左传》未尽之前，其间卫弑君，越灭吴，鲁逊越，贼臣逆子破家亡国多矣。此正得东方之象，大国之征，何故舍而不述，远求他代者乎？又范与中行，早从殄灭。智入战国，继踵云亡。辄与三晋以名，总以六卿为目，殊为谬也。寻斯失所起，可以意测。何者？二传所引，事终西狩获麟。《左氏》所书，语连赵襄灭智。汉代学者，唯读二传，不观《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脱略。且春秋之后，战国之时，史官阙书，年祀难记。而学者遂疑篡齐分晋，时与鲁史相邻。故轻引灾祥，用相符会。白圭之玷，何其甚欤？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刘向以其后三家逐鲁昭公，卒死于外之象。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孙，本所不预。况昭子以纳君不遂。发愤而卒。论其义烈，道贯幽明。定为忠臣，犹且无愧；编诸逆党，何乃厚诬？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题目，何其滥欤？ 《左氏传》昭公十九年，龙斗于郑石门之外洧渊。刘向以为近龙孽也。郑小国摄乎晋、楚之间、重以强吴，郑当其冲，不能修德，将斗三国，以自危亡。是时，子产任政，内惠于民，外善辞令，以交三国，郑卒亡患。此能以德销灾之道也。按昭之十九年，晋、楚连盟，干戈不作。吴虽强暴，未扰诸华。郑无外虞，非子产之力也。又吴为远国，僻在江干，必略中原，当以楚、宋为始。郑居河、颍，地匪夷庚，谓当要冲，殊为乖角。求诸地理，不其爽欤？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蚀之。董仲舒以为时宿在毕，晋国象也。又云："日比再蚀，其事在《春秋》后，故不载于《经》。"案自昭十五年，迄于获麟之岁，其间日蚀复有九焉。事列本《经》，披文立验，安得云再蚀而已，又在《春秋》之后也？且观班《志》编此九蚀，其八皆载董生所占。复不得言董以事后《春秋》，故不存编录。再思其语，三覆所由，斯盖孟坚之误，非仲舒之罪也。 《春秋》昭公九年，陈火。刘向以为先是陈侯之弟杀太子偃师，楚因灭陈。《春秋》不与蛮夷灭中国，故复书陈火也。案楚县中国以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见于《经》者，岂可不以楚为名者哉？盖当斯时，陈虽暂亡，寻复旧国，故仍取陈号，不假楚名。独不见郑裨灶之说乎？裨灶之说斯灾也，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效也。自斯而后，若颛琐之虚，宛丘之地，如有应书于国史者，岂可复谓之陈乎。
○《春秋》（二条） 案《春秋》之书弑也，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如齐之简公，未闻失德，陈恒构逆，罪莫大焉。而哀公十四年，书“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则贤君见抑，而贼臣是党，求诸旧例，理独有违。但此是绝笔获麟之后，弟子追书其事。岂由以索续组，不类将圣之能者乎？何其乖剌之甚也。 案《春秋左氏传》释《经》云：灭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陈，入郑，入许，即其义也。至柏举之役，子常之败，庚辰吴入，独书以郢。夫诸侯列爵，并建国都，惟取国名，不称都号。何为郢之见入，遗其楚名，比于他例，一何乖踳！ 寻二《传》所载，皆云入楚，岂《左氏》之本，独为谬欤？ 《左氏传》（二条）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 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如二《传》之叙事也，榛芜溢句，疣赘满行，华多而少实，言拙而寡味。若必方于《左氏》也，非唯不可为鲁、卫之政，差肩雁行，亦有云泥路阻，君臣礼隔者矣。 《左传》称仲尼曰：“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夫有生而无识，有质而无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设比兴，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恶薰莸，荣枯贞脆而已。必言其含灵畜智，隐身违祸，则无其义也。寻葵之向日倾心，本不卫足，由人睹其形似，强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谓鸟鸣为啼，花发为笑。花之与鸟，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无喜怒，不知哀乐，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犹善笑，其智不如鸟，鸟犹善啼，可谓之谠言者哉？如“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录夫子一时戏言，以为千载笃论。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范，不其惜乎！ ○《公羊传》（二条） 《公羊》云：“许世子止弑其君。”“曷为加弑？讥子道之不尽也。”其次因言乐正子春之视疾，以明许世子之得罪。寻子春孝道，义感神明，固以方驾曾、闵，连踪丁、郭。苟事亲不逮乐正，便以弑逆加名，斯亦拟失其流，责非其罪。 盖公羊、乐正，俱出孔父门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谈述。所以乐正行事，无理辄书，致使编次不伦，比喻非类，言之可为嗤怪也。 语曰：“彭蠡之滨，以鱼食犬。”斯则地之所富，物不称珍。案齐密迩海隅，鳞介惟错，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鱼，斯即齐之旧俗也。然食鲂鲙鲤，诗人所贵，必施诸他国，是曰珍羞。如《公羊传》云：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见其方食鱼飧。 曰：“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飧，是子之俭也。吾不忍杀子。”盖公羊生自齐邦，不详晋物，以东土所贱，谓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馔，呼为菲食，著之实录，以为格言非惟与左氏有乖，亦于物理全爽者矣。 ○《汲冢纪年》（一条） 语曰：“传闻不如所见。”斯则史之所述，其谬已甚，况乃传写旧记，而违其本录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书》，《春秋》所记之说，可谓备矣。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名和；郑桓公，宣王之子。则与经典所载，乖剌甚多。又《孟子》曰：晋谓春秋为乘。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邪？其《晋春秋》篇云：“平公疾，梦朱罴窥屏。” 《左氏》亦载斯事，而云“梦黄熊入门”。必有舍传闻而取所见，则《左传》非而《晋》文实矣。呜呼！向若二书不出，学者为古所惑，则代成聋瞽，无由觉悟也。 ○《史记》（八条） 夫编年叙事，溷杂难辨：纪传成体，区别易观。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是也。如曹、干两氏《纪》，孙、檀二《阳秋》，则皆不之取。 故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若以古方今，当然则知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则迁之所录，甚为肤浅，而班氏称其勤者，何哉？ 孟坚又云，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服其善叙事。岂时无英秀，易为雄霸者乎？不然，何虚誉之甚也。《史记？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又《仓公传》称其“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诏召问其所长，对曰：“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以下他文，尽同上说。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载其言，言事虽殊，委曲何别？案迁之所述，多有此类，而刘、扬服其善叙事也，何哉？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则不取其本书。以为时俗所有，故不复更载也。案《论语》行于讲肆，列于学官，重加编勒，只觉繁费。如管、晏者，诸子杂家，经史外事，弃而不录，实杜异闻。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睹厥义。 昔孔子力可翘关，不以力称。何者？大圣之德，具美者众，不可以一介标末，持为百行端首也。至如达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则不取游、夏之文学；著《循吏》，则不言冉、季之政事；至于《货殖》为传，独以子贡居先。掩恶扬善，既忘此义；成人之美，不其阙如？ 司马迁《自序传》云：为太史公七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予之罪也，身亏不用矣。自叙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者乍似同陵陷没，以寘于刑：又似为陵所间，获罪于国。遂令读者难得而详。赖班固载其《与任安书》，书中具述被刑所以。傥无此录，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汉书》载子长《与任少卿书》，历说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案吕氏之修撰也，广招俊客，比迹春、陵，共集异闻，拟书《荀》、《孟》，思刊一字，购以千金，则当时宣布，为日久矣，岂以迁蜀之后，方始传乎？且必以身既流移，书方见重，则又非关作者本因发愤著书之义也。而辄引以自喻，岂其伦乎？若要多举故事，成其博学，何不云虞卿穷愁，著书八篇？而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斯盖识有不该，思之未审耳。 昔《春秋》之时，齐有夙沙卫者，拒晋殿师，郭最称辱：伐鲁行唁，臧坚抉死。此阉官见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与任少卿书》，论自古刑馀之人为士君子所贱者，唯以弥子瑕为始，何浅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传》，汉代其书不行，故子长不之见也。夫博考前古，而舍兹不载，至于乘传车，探禹穴，亦何为者哉？ 《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然则败晋于韩，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铭其说；檿弧箕服，彰于宣、厉之年；征褰与襦，显自文、武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无讥者哉？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盖妫后之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与京。毕氏之为大夫也，其占曰：万名其后必大。姬宗之在水浒也，鸑鷟鸣于岐山：刘姓之在中阳也，蛟龙降于丰泽。斯皆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后。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终能坐登大宝，自致宸极矣乎？必如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复嗟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或述江左陈氏之亡，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 ○诸汉史（十条） 《汉书·孝成纪赞》曰：“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选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皆白水袒帻，自称富平侯家。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远至旁县。故谷永谏曰：陛下昼夜在路，独与小人相随。乱服共坐，混淆无别。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由斯而言，则成帝鱼服嫚游，乌集无度，虽外饰严重，而内肆轻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 观孟坚《纪》、《志》所言，前后自相矛盾者矣。 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贤愚，激扬善恶为务尔。既非国家递袭，禄位相承，而以复界重行，狭书细字，比于他表，殆非其类欤！盖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吝而不去，则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终于下下，并当明为示榜，显列科条，以种类为篇章，持优劣为次第。仍每于篇后云右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犹《地理志》肇述京华，末陈边塞，先列州郡，后言户口也。 自汉已降，作者多门，虽新书已行，而旧录仍在，必校其事，可得而言。案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譬夫行不由径，由不由户，未之闻也。然观迁之所载，往往与旧不同。如郦生之初谒沛公，高祖之长歌鸿鹄，非唯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又韩王名信都，而辄去“都”留“信”，用使称其姓名，全与淮阴不别。班氏一准太史，曾无驰张，静言思之，深所未了。 司马迁之《叙传》也，始自初生，及乎行历，事无臣细，莫不备陈，可谓审矣。而竟不书其字者，岂墨生所谓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传，了无损益，此又韩子所以致守株之之说也。如固之为《迁传》也，其初宜云“迁字子长，冯翊阳夏人，其序曰”云云。至于事终，则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体，不当如是耶？ 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寻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故使言无画一，其例不纯。 《汉书·东方朔传》，委琐繁碎，不类诸篇。且不述其亡殁岁时及子孙继嗣，正与《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传相类。寻其传体，必曼倩之自叙也。 但班氏脱略，故世莫之知。 苏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韦玄成父贤德业稍多。《汉书》编苏氏之传，则先以苏建标名；列韦相之篇，则不以韦贤冠首，并其失也。 班固称项羽贼义帝，自取灭亡。又云：于公高门以待封，严母扫地以待丧。 如固斯言，则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祸淫者矣。至于其赋《幽通》也，复以天命久定，非人理所移，故善恶无征，报施多爽，斯则同现异说，前后自相矛盾者焉。 或问：张辅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是固不如迁也。斯言为是乎？”答曰：“不然也。案《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殊略。至于战国已下，始有可观。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其省也则如彼，其繁也则如此，求诸折中，未见其宜。班氏《汉书》全取《史记》，仍去其《日者》、《仓公》等传，以为其事繁芜，不足编次故也。若使马迁易地而处，撰成《汉书》，将恐多言费辞，有逾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邪？” 《汉书》断章，事终新室。如叔皮存殁，时入中兴，而辄引与前书共编者，盖《序传》之恒例者耳。荀悦既删略班史，勒成《汉纪》，而彪《论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规讽隗嚣，翼戴光武，忽以东都之事，擢居西汉之中，必如是，则《宾戏》、《幽通》，亦宜同载者矣。
○诸晋史（六条） 东晋之史，作者多门，何氏《中兴》，实居其最。而为晋学者，曾未之知，傥湮灭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书，是晋史之尤劣者，方诸前代，其陆贾、褚先生之比欤！道鸾不揆浅才，好出奇语，所谓欲益反损，求妍更媸者矣。 臧氏《晋书》称苻坚之窃号也，虽疆宇狭于石虎，至于人物则过之。案后石之时，张据瓜、凉，李专巴、蜀，自辽而左。人属慕容，涉汉而南，地归司马。 逮于苻氏，则兼而有之。《禹贡》九州，实得其八。而言地劣于赵，是何言欤？ 夫识事未精，而轻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张勔抄撮晋史，求其异同，而被褐此言，不从沙汰，罪又甚矣。 夫学未该博，鉴非详正，凡所修撰，多聚异闻，其为踳驳，难以觉悟。案应劭《风俗通》载楚有叶君祠，即叶公诸梁庙也。而俗云孝明帝时有河东王乔为叶令，尝飞凫入朝。及干宝《搜神记》，乃隐应氏所通，而收流俗怪说。又刘敬叔《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故梁武帝令殷芸编诸《小说》，及萧方等撰《三十国史》，乃刊为正言。既而宋求汉事，旁取令升之书；唐征晋语，近凭方等之录。编简一定，胶漆不移。故令俗之学者，说凫履登朝，则云《汉书》旧记。谈蛇剑穿屋，必曰晋典明文。摭彼虚词，成兹实录。 语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马迁持论，称尧世无许由；应劭著录，云汉代无王乔，其言谠矣。至士安撰《高士传》，具说箕山之迹；令升作《搜神记》，深信叶县之灵。此并向声背实，舍真从伪，知而故为，罪之甚者。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 汉吕后以妇人称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虽与诸帝同编；而记其事迹，实与后妃齐贯。皇家诸学士撰《晋书》，首发凡例，而云班《汉》皇后除王、吕之外，不为作传，并编叙行事，寄出《外戚》篇。案《外戚》篇所不载者，唯元后耳。安得不引吕氏以为例乎？盖由读书不精，识事多阙，徒以本纪标目，以编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不述娥姁之事。其为率略，不亦甚邪！ 杨王孙布囊盛尸，裸身而葬。伊籍对吴，以“一拜一起，未足为劳”。求两贤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汉书》、《蜀志》，为其立传。前哲致讥，言之详矣。然杨能反经合义，足矫奢葬之愆。伊以敏辞辨对，可免“使乎”之辱。列诸篇第，犹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晋书》，著《刘伶》、《毕卓传》。其述事也，直载其嗜酒沈湎，悖礼乱德，若斯而已，为传如此，复何所取者哉？ ○《宋略》（一条） 裴几原删略宋史，定为二十篇。芟烦撮要，实有其力。而所录文章，颇伤芜秽。如文帝《除徐傅官诏》、颜延年《元后哀册文》、颜峻《讨二凶檄》、孝武《拟李夫人赋》、裴松之《上注国志表》、孔熙先《罪许曜词》。凡此诸文，是尤不宜载者。 何则？羡、亮威权震主，负芒猜忌，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既而罪名具列，刑书是正，则先所降诏，本非实录。而乃先后双载，坐令矛盾两伤。夫国之不造，史有哀册。自晋、宋已还，多载于起居注，词皆虚饰，义不足观。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昔汉王数项，袁公檄曹，若不具录其文，难以暴扬其过。至于二凶为恶，不言可知，无俟檄数，始明罪状。必刊诸国史，岂益异同。孝武作赋悼亡，钟心内宠，情在儿女，语非军国。松之所论者，其事甚末，兼复文理非工。 熙先构逆怀奸，矫言欺众，且所为稿草，本未宣行。斯并同在编次，不加铨择，岂非芜滥者邪？ 向若除此数文，别存他说，则宋年美事，遗略盖寡。何乃应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国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郐，无足致讥。若裴氏者，众作之中，所可与言史者，故偏举其事，以申掎摭去。 ○后魏书（二条） 《宋书》载佛狸之入寇也，其间胜负，盖皆实录焉。《魏史》所书，则全出沈本。如事有可耻者，则加减随意，依违饰言。至如刘氏献女请和，太武以师婚不许，此言尤可怪也。何者？江左皇族，水乡庶族，若司马、刘、萧、韩、王，或出于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诣桑干，皆成禁脔。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国所传。 然则北之重南，其礼如此。安有黄旗之主，亲屈己以求婚，而白登之阵反怀疑而不纳。其言河汉，不亦甚哉！观休文《宋典》，诚曰不工，必比伯起《魏书》，更为良史。而收每云：“我视沈约，正如奴耳。”此可谓饰嫫母而夸西施，持鱼目而笑明月者也。 近者沈约《晋书》，喜造奇说。称元帝牛金之子，以应“牛继马后”之征。 邺中学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详矣。而魏收深嫉南国，幸书其短，著《司马叡传》，遂具录休文所言。又崔浩谄事狄君，曲为邪说，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胃。当时众议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沈约撰《宋书？索虏传》，仍传伯渊所述。凡此诸妄，其流甚多，傥无迹可寻，则真伪难辨者矣。 ○北齐诸史（三条） 王劭国史，至于论战争，述纷扰，贾其馀勇，弥见所长。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禅，二王杀杨、燕以废乾明，虽《左氏》载季氏逐昭公，秦伯纳重耳，栾盈起于曲沃，楚灵败于乾豁，殆可连类也。又叙高祖破宇文于邙山，周武自晋阳而平邺，虽《左氏》书城濮之役，鄢陵之战，齐败于鞍，吴师入郢，亦不是过也。 或问曰：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为是乎？为非乎？对曰：古往今来，名目各异，区分壤隔，称谓不同。所以晋、楚方言，齐、鲁俗语，《六经》诸子，载之多矣。 自汉已降，风俗屡迁，求诸史籍，差睹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诸朋友；或尊官之称，属诸君父。曲相崇敬，标以处士、王孙；轻加侮辱，号以仆父、舍长。 亦有荆楚训多为夥，庐江目桥为圯。南呼北人曰伧，西谓东胡曰虏。渠、们、底、个，江左彼此之辞；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义。斯并因地而变，随时而革，布在方册，无假推寻。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验土风之不类。 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称制，夷夏相杂，音句尤媸。而彦鸾、伯起，务存隐讳；重规、德棻，志在文饰。遂使中国数百年内，其俗无得而言。 盖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耻。” 是则时无远近，事无巨细，必藉多闻，以成博识。 如今之所谓者，若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寻其本源，莫详所出。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录，其为弘益多矣。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几面墙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讥诮者哉！ 皇家修《五代史》，馆中坠稿仍存。皆因彼旧事，定为新史。观其朱墨所图，铅黄所拂，犹有可识者。或以实为虚，以非为是。其北齐国史，皆称诸帝庙号，及李氏撰《齐书》，其庙号有犯时讳者，即称谥焉。至于变世祖为文襄，改世宗为武成。苟除兹“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别。诸如此谬，不可胜纪。 又其列传之叙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时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读者瞀乱而不测，惊骇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则自古著书，未能精谠，书成绝笔，而遽捐旧章。遂令玉石同烬，真伪难寻者，不其痛哉！ ○周书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繁。 寻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案绰文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而陷于矫枉过正之失，乖夫适俗随时之义。苟记言若是，则其谬逾多。爰及牛弘，弥尚儒雅。即其旧事，因而勒成。务累清言。罕逢佳句。 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闻，唯凭本书，重加润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 ○《隋书》（一条） 昔贾谊上书，晁错对策。皆有益军国，足贻劝戒。而编于汉史，读者犹恨其繁。如《隋书·王劭、袁充》两传，唯录其诡辞妄说，遂盈一篇。寻又申以诋诃，尤其谄惑。夫载言示后者，贵于辞理可观。既以无益而书，岂若遗而不载。盖学者神识有限，而述者注记无涯。以有限之神识，观无涯之注记，必如是，则阅之心目，视听告劳；书之简编，缮写不给。呜呼！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则知李斯之设坑阱，董卓之成帷盖，虽其所行多滥，终亦有可取焉。 案《隋史》讥王君懋撰齐、隋二史叙录繁碎。至如刘臻还宅，访子方知；王劭思书，为奴所侮。此而毕载，为失更多。可谓尤而效之，罪之甚焉者矣。
